“新浪潮祖母”如何思索消费社会的存在主义危机

更新时间：2025-10-25 04:03:22

被誉为法国电影“新浪潮祖母”的阿涅斯·瓦尔达在她的纪录片《我和拾穗者》中细致地描摹了乡村与城市中的拾遗者，并在其中穿插了对时间和个人生命的深刻关照。通过她的镜头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重大而普遍的悖论：大量的食物以及其他物品在各地被丢弃，而许多人仍然挣扎在生存的边缘。基于鲍德里亚在《物体系》中的主要观点，本文将结合纪录片中的种种细节，分析瓦尔达如何讨论消费社会中的时间、废弃物与人的存在。

拾穗者 (2000)

9.1

2000 / 法国 / 纪录片 / 阿涅斯·瓦尔达 / Jean La Planche 博登·利特南斯基

辛辣而风趣的瓦尔达有一双慈悲的眼

一、物的解放

鲍德里亚认为，随着工业革命解放能源和能量，物和人都解放了出来，开始了流动。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带来市场的扩大和开发，于是人和物的关系被交付在生产力组构的社会关系里——物变成商品，利润成为唯一的使命。

“大卡车”是瓦尔达镜头中反复出现的形象，它们笨重地疾驰在公路上，将满载的农业品或工业品运往某处，循环往复，不知疲倦。这正是现代社会物的流动的一种体现。发达的现代物流网络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地域限制，让市场的触角极致地延伸。当市场的逻辑来到马铃薯田上，就出现了纪录片所反映的情形：每个季节平均收获4500吨的马铃薯，其中有25吨都被废弃了，因为“在生意上，我们卖的马铃薯直径都在2-4英寸”，在马铃薯田上工作的男子如此告诉瓦尔达，他们丢掉的都是长得不合标准的，“卖不出去”的马铃薯。市场不会在意，被宣判死刑的25吨马铃薯能填饱多少人的肚子。拾捡，便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反现代性，它是人们在农场机器与土地间的见缝插针，是市场机器的筛选之后的反刍，它的目的不是利润或增值，仅仅为了食物，为了生存。

象征现代物流的大货车

二、时间与废弃：遮蔽真实

我们生活在三重时间中：混沌时间、自然时间与现代性时间。混沌时间是未经人类理性宰制的客观存在；自然时间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一种规律性总结，是文化与社会的产物。现代社会构建的时间则将所谓的“自然时间”作为客观自然的尺度，成为了一种时间的经济学——服务于工业社会，召唤工人劳动和交易，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进一步货币化。

由此，时间被市场逻辑异化，成为一种资源。控制时间成为了追求利润与增值的关键性要素。纪录片中介绍了勃艮第地区葡萄种植的时间安排：“如果你要把葡萄酒按酿制年限分类，那么每年的生产都是有限制的，也就是你只能按每地区的配额来生产。”这正是时间进入市场逻辑的体现。

“消费是有计划的商品废弃。”可以说，废弃是市场操控时间的产物。那么，市场是如何操控的时间的？这就需要分析消费社会中物品与时间的关系。鲍德里亚引入了“习惯”的概念，他认为“习惯”是把时间变为个人化的分割的图式，物品的“论述体系”正与习惯同构，它包含的非实用特性是一种潜在而反复的论述，提供一种“生存意义的抽象化”。通过它，人将物品整合到不连续的系列中，正如将时间分割。

然而，当我们不断地用物品的体系来锚定流动的生命的时候，真实的时间就这样消融在了一个系统反复的维度之中。我们的感官逐渐被物的“二次度功能”编织起来的“第二自然”所笼罩，从而失去了对真实的感知。当感官都麻痹了的时候，当然就不会被浪费的情形刺痛了。

每个人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都把东西扔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食物是如此的麻木！如果错过了可食用期，人们会说，哦上帝啊，我不能吃这个了，它会要了我的命！这太笨了，从气味方面很容易区分它是否能吃。

一个热衷于捡垃圾的、爱穿塑胶雨靴的、始终愉快又愤慨的男子对瓦尔达说道。

一位受访的拾遗者

当我们顺着瓦尔达的镜头与思路开始认识到垃圾的价值与意义时，这位灵性锐利的导演又将话题一转，展现了市场逻辑对“捡垃圾”的收编。有一些社会机构会组织孩子们用垃圾进行艺术创作，引导他们以审美的角度重新利用垃圾；博物馆则走得更远，将以垃圾为材料的艺术制品展览出来，甚至为之明码标价。平静的旁白在此刻变得犀利起来：

博物馆的垃圾是小的、可爱的、干净的、华美的，（可是）那些家伙看过运动的扫帚或者和垃圾收集工握过手吗？

瓦尔达的观点很明确：这些对垃圾的回收与艺术性再创，依然遮蔽着真实的世界。那么，艺术失去其意义了吗？

三、错乱的时间：人何以存在？

显然，瓦尔达仍然是热爱艺术的，甚至在日本之行中也不忘带回一组油画明信片。瓦尔达将一只手覆在画上，用另一只手拍摄它，“分享它可怕的褶皱”，那是时间在生命上留下的痕迹，具体、丑陋。

我感觉自己像是动物，更为糟糕的是，我连动物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真实在何处？艺术的主人公永恒着，可“我”却真实地衰老了，瓦尔达感到了一种时间的错乱——她收集到一个没有指针的时钟，那正是一种现代性时间的隐喻。

“可怕的褶皱”

没有指针的时钟

在现代社会里，消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笼罩下来，增强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——“只要他们还有薪水可领，消费物体和经验的美梦就是他们生活的动力。”纪录片中的人们为何捡垃圾？捡马铃薯的男子说：“我失业了，除了很快要去应聘的工作我一无所有。”显然，除了艺术、环保的目的，失去收入是最绝对的原因。

生活很艰难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
他们是被生产-消费的循环机器排除在外的一群人，一旦如此，万劫不复。可他们依然遵守这座机器的运行逻辑，“我们在地里捡马铃薯好过于去商店偷窃”，于是只能钻进人情与机器之间的缝隙去寻找生存的空间，拾遗已经是最温和的做法。

凡·德尔·维登所绘的《最后的审判》中，迈克尔大天使称重量宣布死的契约，重量较轻的将被复活，重的打入地狱。在威严的天平下，有人奔逃、有人被活埋、有人啃食自己的手，并且正准备撕下自己的耳朵。如今，天使远离了我们的世俗生活，可是生灵涂炭的情形从未消失。瓦尔达的镜头游移在一张张痛苦的脸之间是在提问：现在，审判我们的是谁？

《最后的审判》特写

鲍德里亚的态度是悲观的，他认为我们的技术文明“充满了脆弱、朝生暮死、越来越快速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。它有问题地隐去了威胁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冲突。”系统走向极致时，就取代了人的存在本身。在消费过程中，人被异化成了无法实现“类存在”的“末人”。“死亡本能”的塞壬之声召唤着，将故事导向绝望的结局，然而，《我和拾穗者》又呈现了另一种小小的可能。

男子为救济站的住户教授法语

纪录片的末尾出现了一位生物学硕士，他捡拾市场和商店丢弃的食物，边走边吃；他白天卖报纸赚钱，晚上则为救济站的邻居们教授语文，后者他坚持了六、七年。他说自己不是学校体系里的一员，所以没有报酬。瓦尔达将他的课堂总结为“夜间的在郊外地下室自发的行为”。

我们无从知晓他经历了什么，或者是什么支撑着他的这种无偿行为。只是，在他和他的“学生”们组成的小小班级里，在这一群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移民、失业者、难民、无家可归者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类似于莫顿所说的“生态”的东西，它无关市场、无关增值、无关索取、无关控制。我想，“生态”的逻辑，就是对“人何以存在”的一种解答，也是瓦尔达在《我和拾穗者》中作出的解答。

（本文作于2024年12月 图片均源自影片截图）

参考文献：

[1] （法）让·鲍德里亚著. 物体系[M].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9.

[2] Timothy Morton. Being Ecological[M]. Massachusetts: The MIT Press, 2019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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